研讨全球格局变化趋势
随着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硝烟散尽，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使得全球经济版图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由此带来的有关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格局变化趋势以及中国对策的探讨和研究热度不减。日前，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以“未来五年全球金融格局：变革与趋势”为主题的“《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理事单位年会”上，来自国内众多高校的金融学科带头人以及各路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趋势、全球以及中国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务实建议。
全球银行业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
亚洲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在发达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当下，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银行业格局今后会发生怎样的版图变迁，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虽然未来5年发达国家仍将占据全球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但全球银行业重心正向新兴市场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预计到2020年，就全球1000家大银行数量而言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市场平分秋色，而到2030年新兴市场的份额将显著超过发达国家。数据显示，在2010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上，“金砖四国”，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上榜银行数量从2000年的43家大幅提高到146家，资产占比从4.7%提高到13.5%，一级资产占比从5.7%提高到12.0%，10年来的变化幅度远远超过此前30年累计的变化幅度，这显示新兴市场银行业实力增长趋势明显。
他说，中国银行业作为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的地位经历了跨越性的变化，一幅不断崛起的蓝图正在呈现。就上榜银行资本总规模来看，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英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银行大国。对比全球银行业盈利与亏损状况，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中国银行业盈利占全球比例高达73.8%。
近十年来，亚洲银行业盈利能力的迅速提高令全球瞩目：在2000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中亚洲银行业税前利润仅为130亿美元，2010年则达到1598亿美元，增长11倍。但亚洲银行业也面临新的挑战，对此宗良提出了应对策略：亚洲银行业需扩大开放，推动各国在并购、设立分支机构、业务准入等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以促进银行机构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同时应加强区域内金融市场建设；还要加强区域内银行业之间的创新、流动性支持、人才培养、管理、贸易金融以及银团贷款等六大方面的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要加强银行业的监管合作与协调。
国际货币竞争或形成“三岛”格局
新兴市场汇率调整需渐进
眼下，国际货币体系下的货币竞争是各方热议的话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杜朝运通过引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对当前以美元、欧元为主导的“双元寡头”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双元寡头”垄断格局呈现四大主要特征：少数几种国际货币对世界经济具有明显影响力、寡头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寡头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很高的进入壁垒以及国际货币寡头的权力和责任存在不对称性。他表示，虽然目前“双元寡头一元垄断”的情形有了一些改进，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极不稳定。从长远看，由美元、欧元及某种亚洲货币所形成的“金融稳定性三岛”格局既可为世界各国增加币种选择、提供更好的风险分散机制，也可增加美元和欧元间的互相制衡性，从而达到维护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目的。
面对当今新兴市场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其普遍依靠贸易为重要推力的发展模式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汇率制度的选择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认为，新兴市场经济汇率制度的调整实际是对经济增长内在稳定器的调整。其选择汇率制度的基本条件是哪种汇率制度更能发挥经济运行“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进而有助于经济较快或稳定增长。他说，新兴市场经济对外依赖度的逐步提高使其面临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调整太早不利于贸易发展，但调整滞后又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而这种两难或变成对经济的实际冲击，并有可能使得该国被迫进行汇率制度调整。他建议新兴市场应在发生金融或货币危机前主动或自主地调整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但这种调整需要过渡和渐进。
中国汇率战略宜“三步走”
人民币国际化需配套
针对后美元时代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相得益彰、失衡发展下“金融弱国”导致责任分担转嫁、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多次角力使得摆脱美元陷阱迫在眉睫以及国内外经济变数给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挑战，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爱俭认为，中国汇率战略研究已提上议事日程，而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应是中国汇率战略的一大目标。她将中国汇率战略目标及策略主线概括为“一个基点”与“三步推进”：即保持人民币币值对内稳定是汇率战略的目标基点；增加汇率弹性、动态回归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浮动是近期目标；建立汇率目标区、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是中期目标；在国际化进程中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与汇率自由浮动是远期目标。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使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计价货币、结算或清算货币以及外国储备货币。这首先要解决人民币走出去的问题，保证海外拥有的人民币达到一定规模。他分析说，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会不会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这取决于进出口双方的意愿，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及其收益性就成为人民币走出去的关键性因素。其次，如果人民币只能向中国支付、而不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支付，其流动性就失去了保证。中国政府和央行应积极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实施范围，协调双方的法律和金融监管，消除法律障碍，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进来，并鼓励他们相互之间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增强人民币的海外流动性。第三，要鼓励境外人民币所有者在中国境内开立账户并开放国内的证券市场，包括银行间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以及外汇、黄金、期货市场，实现境内外人民币的平等待遇。据此，他提出三条建议：一是适度控制境内外汇贷款投放；二是尽快完善外债管理办法，建立完善各类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建设；三是将人民币国际化纳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发展。
关注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宜适时适度加以发挥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经济体系的各个角落，并日益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博弈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庄毓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就目前而言，中国货币政策对于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政策操作、美国和欧盟的实际经济产出并没有形成显著影响，其对于国际初级产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实体经济运行来发挥作用，尚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初级产品定价能力。不过，她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政策博弈中处于有重要影响力的参与者地位，因此要注意自身影响力的适时和适度发挥，并注意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
她提出了中国适度使用货币政策外部影响力的七点建议：一是积极利用日益提高的货币政策外部影响力，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中争取更有利地位；二是中国货币政策在发挥外部影响力的过程中应确立“适时性”原则，兼顾内外部经济目标，审慎选择施加外部影响的时机；三是确立“适度性”原则，一方面通过主动发挥货币政策的外部影响力，以获得在国际政策博弈和政策协调中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不能超越现有条件的制约，对货币政策发挥国际影响力提出过高要求；四是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模式，丰富货币政策的工具体系；五是注意政策协调，包括国内的政策协调和国际的货币政策合作；六是不断利用货币政策外部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七是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实现精确性动态微调，努力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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